碳中和与大重构：供给侧改革、能源革命与产业升级 | 碳中和深度报告（附原文分享）

1.1、发展的权利：大国博弈与利益统一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12月份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30·60”的目标被反复提及，标志着“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家战略。

站在全球视角，我们认为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推：

（1）“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能源保障、产业转型

在能源保障方面：2020年底，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达73%，天然气进口依赖度也在40%以上；基于能源保障考虑，发展新能源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已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全球优势。根据麦肯锡测算，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国家表现远超美国，在所有行业对比中位列第一。

202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书中提到：

（1）2019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的产量分别约占全球总产量份额的67%、91%、79%、71%，逆变器产量占全球市场的80%以上，出口量占全球45%以上。光伏产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风电整机制造占全球总产量的41%；

（2）2010年以来中国在新能源发电领域累计投资8180亿美元，占同期全球新能源发电投资的30%；

（3）截至2019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7.9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30%，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

在产业转型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消除，但是仍有流动性泛滥、债务问题等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度，然而面对比如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好自己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加快新产业的战略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前所未有，步伐明显加快，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领域等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较大。“碳减排”作为重要的抓手，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性改革。

2）“碳中和”的对立性——大国博弈、贸易摩擦

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此前已多次讨论过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因经济与贸易依赖性、碳市场不成熟等原因而搁浅。

根据OECD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出口约6亿吨CO2，其中对美出口2.26亿吨，占比约35%。假设国际对我国按40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260亿美元；按100美元/吨，增加650亿美元。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年我国碳排放98.26亿吨，按碳价100美元/吨测算，需9826亿美元。

“排碳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发展权的限制；而“碳关税”的本质，是应对贸易劣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劣势，可能一部分是由实施碳减排后成本增加而造成的。站在我国的角度：“碳关税”既是贸易壁垒“压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为什么“新冠疫情”后，我国推动“碳中和”更加迅速？——增加国际声誉和话语权。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达98.26亿吨位列全球第一（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量/GDP均相对较低），自2005年以来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所致）。近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速已有所放缓，但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碳排放全球占比仍在持续提升，2019年达28.76%。

而针对“新冠疫情”源头问题，经常有部分西方国家和人员因政治原因公开抹黑中国。而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定权。

目前，全人类气候目标竞赛已经开启，根据EnergyClimate机构推出的净零排放竞赛计分卡，目前我国已处于第四梯队，位列全球第28位。

3）“碳中和”的统一性：全球难得的政策与利益一致点

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已更新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大趋势。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此次总统竞选的核心承诺之一，未来美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新能源发展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虽然前期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层面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在碳中和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和方向。

1.2、 我国的碳减排将是一段艰苦的历程

尽管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国家战略，但就具体目标而言，仍有区别。如欧盟在2020年3月提交《气候中性法》，旨在从法律层面确保欧洲到2050年成为首个“气候中性”大陆。美国加州和中国分别制定了2045年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加州的目标包括削减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并抵消其无法削减的排放量，而中国的目标仅针对二氧化碳。

我国碳排放下降斜率更大。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为达到2050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而我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2030年前“碳达峰”，然后走向2060年前“碳中和”。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迫，碳排放下降的斜率更大。

在陡峭的碳排放量下降曲线背后，是规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意味着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下相当规模的存量资产将失去原有功能。

煤电资产搁浅的问题，表明了转型需经历阵痛。一方面，从能源结构和自身禀赋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煤电发电量在2019年占总发电量的65%，远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年限仅12年，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年以上。更快的碳排放量下降斜率，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

根据牛津大学2017年研究，在不同的情景假设下，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估算可能高达30,860-72,010亿元（合4,490-10,4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5年GDP的4.1-9.5％。由于近年来我国仍在新建煤电机组，实际搁浅规模可能更大。

1.3、 “碳中和”对我国意味着什么？

在碳排放量结构方面，目前发电已成为占比最高的部门。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115亿吨，其中发电碳排放量45.69亿吨CO2，占比40%；工业燃烧碳排放量33.12亿吨CO2，占比29%。

各大碳排放重点国家中，除美国外，碳排放占比最高的均为发电部门（美国为交通，占比45%）。因此，要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首当其冲。

广义的能源板块包括能源的产生、转换、消费过程，用途包括驱动、产热等，是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源。除此之外，交通、工业过程和农业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

从微观角度看，工业企业碳核算边界内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3）企业输入/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燃料燃烧/非燃烧过程着手，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或通过节能降耗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02 六大碳减排路线：供给侧改革、能源革命与产业升级

我们从“能源碳”和“物质碳”两方面出发，构建了“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一、能源碳

1）能源供给侧：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构建零碳电力为主、氢能为辅的能源结构，同时大力发展储能以保障电网平衡。

2）能源需求侧：分行业看，主要是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按实现路径划分，主要有终端电气化、源头减量、节能提效三种途径。

二、物质碳

物质碳与工业过程息息相关，因此涉及到大规模的工艺改变和原材料替换。

2.1、源头减量：碳减排驱动的供给侧改革

（1）2021年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披露，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新的产能置换办法和项目备案的指导意见，逐步建立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能耗总量为依据的存量约束机制，确保2021年全面实现钢铁产量同比的下降。

促进钢铁产量的压减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严禁新增钢铁产能。对确有必要建设的钢铁冶炼项目需要严格执行产能置换的政策，对违法违规新增的冶炼产能行为将加大查处力度，强化负面预警。同时不断地强化环保、能耗、安全、质量等要素约束，规范企业生产行为。

二是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根据产业发展的新情况，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新的产能置换办法和项目备案的指导意见，将进一步指导巩固钢铁去产能的工作成效。

三是推进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推动提高行业集中度，推动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同质化竞争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研发创新协同能力不强等问题，提高行业的创新能力和规模效益。

四是坚决压缩钢铁产量。结合当前行业发展的总体态势，着眼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阶段性目标，逐步建立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能耗总量为依据的存量约束机制，研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确保2021年全面实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

回顾上一轮供给侧改革，以差别化电价、阶梯电价为代表的市场化政策，以及清查中频炉（地条钢）为代表的行政手段（包括后期的环保督查），有效促进了钢铁行业落后产能淘汰，也使钢铁价格飙升。

目前，政策尚处于讨论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1）虽然碳减排是一场“马拉松”，但是指标的设定、路径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政策因素，而目前在其他减排路径经济技术较为一般或时间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短期压减产能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